【吴立元 王忏 傅春杨 龚六堂】人工智能、就业与货币政策目标
基本新凯恩斯货币理论的重要结论是，央行的主要目标是稳定通胀和产出缺口，即在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进行权衡，对应的最优货币政策规则是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的泰勒规则。当人工智能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后，央行要在通胀、产出缺口、就业与人工智能投资的波动之间进行权衡，盯住就业缺口的货币政策规则优于盯住产出缺口的货币政策规则。背后的经济直觉是，由于人工智能能大幅替代劳动，为了实现一定量的产出，使用劳动或者人工智能都是可行的，因而稳定产出缺口会导致就业与人工智能投资大幅波动，而稳定就业有利于同时稳定产出缺口与人工智能投资缺口。
随着相关技术的不断突破、市场投资的不断加大以及政府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强，人工智能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生产要素已经是相当确定的趋势。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下，我国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并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人工智能在中国经济生活中也已经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工智能与传统资本和劳动都有显著差异。传统资本和劳动之间总体是互补的（Chirinko, 2008; Berg et al., 2018），而人工智能与劳动是高度替代的（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a; Berg et al., 2018; Zhou et al., 2020；王永钦和董雯，2020；周广肃等，2021）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虽然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劳动，但与劳动也有很大差异。例如大量研究表明，工资调整存在很大粘性，而人工智能粘性则小的多。人工智能的积累需要一个过程，而劳动则不需要积累。
人工智能与传统资本和劳动的上述差异会对货币政策造成重要影响。首先，人工智能与劳动之间的高度替代性将显著改变奥肯法则。经典的奥肯法则表明，GDP每增加1%，就业率大约上升0.5%。因此，稳定产出与稳定就业具有非常明显的一致性。在人工智能高度替代劳动的背景下，产出缺口与就业缺口之间可能发生巨大的背离，较小的产出缺口可能对应很大的就业缺口，如出现失业率很高，但生产活动却很旺盛的情况，这就导致稳定产出与稳定就业之间出现冲突（Lin and Weise，2019）。因此，引入人工智能后，货币政策可能面临新的权衡，即在充分就业与产出之间的权衡，而在没有人工智能时两者基本可以同时实现。其次，人工智能会对菲利普斯曲线产生重要影响。在标准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菲利普斯曲线刻画了通胀和实际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是影响货币政策制定的核心。由于价格粘性的存在，企业定价不仅取决于当期边际成本，还取决于未来边际成本。因此在短期内，通胀和产出缺口同时存在，此时央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影响总需求进而改善这一权衡。引入人工智能后，一方面，通胀与产出缺口之间的关系会弱化，这是因为，当经济中发生冲击时，企业可以通过调整人工智能投入来减少边际成本的变动，从而减少通胀的波动。Fueki and Maehashi（2019）用18个国家1998-2017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发现，随着生产中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发达，人工智能使用率上升，菲利普斯曲线变得更加平坦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引入导致不同实际经济变量波动之间需要权衡。在没有人工智能时，由于资本与劳动是互补的，两者的变化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而引入人工智能后，资本、劳动与人工智能的波动之间会出现冲突，因此，央行不仅需要在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做出权衡，还要在不同实际经济变量波动之间做出权衡。再次，人工智能会对经济波动产生重要影响，而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就是稳定经济，熨平经济波动。Lin and Weise（2019）发现人工智能会显著影响经济波动。具体来说，人工智能价格冲击对产出、工资、就业的影响显著不同于传统资本价格冲击的影响。同时，人工智能的引入还改变了就业和劳动份额对生产率冲击与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综上所述，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人工智能对就业、奥肯法则、菲利普斯曲线以及经济波动都会产生重要影响，而这些都与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在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并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核心的背景下，研究人工智能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当前文献对此的研究还相当缺乏，本文尝试填补这一空白。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人工智能引入基本的新凯恩斯货币模型，详细刻画了人工智能与传统物质资本以及劳动的差异，并推导出央行面临的二阶福利损失函数。通过福利损失函数，我们分析了央行面临权衡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实现央行最优权衡的简单规则，通过福利分析比较了稳定通胀和产出缺口的经典泰勒规则与稳定通胀和就业缺口的政策规则。本文还从冲击、参数、投资调整成本、劳动异质性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
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与面临的权衡，新凯恩斯货币经济理论的重要结论是，央行的主要目标是稳定通胀和产出缺口，即在通胀和产出缺口之间进行权衡。本文福利损失函数表明，人工智能成为重要生产要素以后，除了通胀与产出缺口，人工智能投资与就业的波动也成为央行的重要权衡项。这背后的经济直觉是，在没有人工智能时，奥肯法则表明，产出缺口与就业的波动较为一致，稳定了产出缺口，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稳定就业。但有了人工智能以后，产出缺口与就业缺口、人工智能投资缺口之间出现冲突，货币政策需要在其中进行权衡。
在现实中，最优货币政策是无法执行的，央行需要依赖可操作的简单货币政策规则，即对可观测变量作出反应的规则。最经典的货币政策规则是泰勒规则，即央行应该盯住通胀和产出缺口。本文比较了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后发现，盯住就业缺口的政策规则优于盯住产出缺口的政策规则。这背后的经济直觉是，由于人工智能能大幅替代劳动，为了实现一定量的产出，使用劳动或者人工智能都是可行的，因而稳定产出缺口会导致就业与人工智能投资大幅波动，而稳定就业有利于同时稳定产出缺口与人工智能投资缺口。
相对于现有文献，本文的创新与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本文系统研究了人工智能对最优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规则选择的影响，并在包含人工智能的新凯恩斯货币模型中推出二阶福利损失函数，为人工智能对货币政策影响的研究搭建了一个基础框架。第二，本文发现人工智能显著改变了央行面临的最优权衡，确认了人工智能对货币政策具有重要影响，丰富了新凯恩斯最优货币政策的理论。第三，我们发现人工智能的引入显著改变了央行的货币政策规则选择，拓展了现有文献关于货币政策规则的研究，同时有助于为货币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本文的核心政策启示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应逐步建立以通胀与就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第一，增强货币政策目标的清晰性并将稳定就业明确纳入货币政策规则。大量研究表明，遵循规则的货币政策有利于解决很多政策实践中的问题，例如货币政策透明度与独立性问题、预期引导、时间不一致性等。我国应逐步增强货币政策目标与规则的清晰性。在此基础上，将促进与稳定就业明确纳入货币政策框架。实际上，美联储已经将充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双目标之一，欧洲央行在以稳定通胀为主要目标的基础上，也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决策的关键变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稳定就业对经济波动管理与资源有效配置会更加重要。尤其是当产出与就业发生较大偏离时，货币政策应对就业赋予更大权重，将就业市场状况作为经济周期研判的重要变量。第二，完善就业统计体系，为稳定就业的货币政策提供统计基础。将就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并有效实施，需要系统而健全的就业统计体系。目前我国在就业方面的统计体系还很不完善。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构建一套较为完善的就业统计体系。一方面，构建完善的就业指标体系，如不同群体就业状况、各口径失业率、工资、生产率、离职率、职位空缺率等衡量就业市场状况的基础指标。另一方面，完善以大样本调查为基础的统计方法，构建高质量的调查样本系统。我国人口与就业规模巨大，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至关重要，构建完善的就业统计是必要的制度基础设施，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加强金融市场建设以应对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主要表现在，高度替代了一些部门就业的同时刺激了另一些部门的就业，这不但会导致失业存在显著的结构性特征，还会拉大不同就业群体工资差距。这显然会对稳定就业与共同富裕带来巨大挑战。除了传统利率政策外，其他货币金融政策的配合也十分重要。对此，一方面，通过健全资本市场让大众享受到人工智能巨大生产力的回报。人工智能虽然替代很多劳动，但能大幅提升生产率，让更多群体有机会参与人工智能投资并分享其回报至关重要。资本市场门槛较低，显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加强金融市场为就业受到较大冲击的部门、中小微企业以及职业教育转岗培训等部门的融资支持，促进就业供给结构的调整。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很大程度上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就业结构转换的赛跑，货币金融政策应着力支持就业结构的升级转换，加快适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结构的重塑。
（本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23年第1期。作者：吴立元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助理研究员、王忏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傅春杨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龚六堂系北京工商大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此为缩减版，注释从略，查看全文请点击“阅读原文”。）